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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清初青花瓷器述略
撰文／高士国
在百花齐放的中国瓷苑中，青花瓷器是一株韵味独具、曼妙多姿的丽葩。她起源于唐，成熟于元，并在明清两代不断结出精彩缤纷的硕果，达到一个又一个高峰。这其中，不同于永宣时的雄劲恢弘、成化时的淡雅秀丽、嘉万时的浓郁靓艳、雍乾时的精致细腻，明清交替之际的优质青花瓷器以其清新爽朗、生动活泼的风格而独树一帜、享有盛誉。
明末清初的时间范畴
尽管此时期的青花瓷器在今天被人们广泛喜爱和称赞，但在100年前，她还默默无闻、甚至几近无人知晓。是西方学者于20世纪初率先关注到这一长期以来被忽略漠视了的领域，并通过对有确切干支纪年器物的排列、比较、甄别，将一大批美妙绝伦、不输任何时期的青花精品从万历和康熙时期分离出来，进而提出了“the Transitional Period”的称谓（国内多译为“转变期”或“过渡期”）。鉴于这一时期的瓷业成就几乎均系民窑所为，故中外学者在对其的细化分期中大抵脱不开以下几个节点：1607年（明万历三十五年，刘元震请罢新昌等县土青不报）、1608年（明万历三十六年，景德镇明代御器厂辍烧）、1620年（明万历、泰昌朝结束）、1621年（明天启朝开始）、1662年（清康熙朝开始）、1680年（清康熙十九年，奉旨烧造御器）和1681年（清康熙二十年，徐廷弼等四名官员驻厂督造）。虽然各家关于转变期起始和结束的年份以及其时间范围的认定有所出入，不尽相同，但基本上都没有离开“明末清初”这一较大范畴。近年来，随着相关研究的不断深入，亦有观点认为转变期时间的界定应截至明末，更有学者提出以“转变期”来定位命名这段历史不够恰当，而应代之以“17世纪瓷器”的称谓。笔者无意从学术角度对这一时期的年份始终进行量化，加之众所周知瓷器风格的演变很难以某一确定时间点来作硬性切分，所以倾向于使用“明末清初”的说法，其范围无外乎明万历后期至清康熙前期这大约70年左右的时间，具体而言包含了万历（后期）、泰昌（基本可忽略不计）、天启、崇祯、顺治、康熙（前期）等两代六朝。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由于康熙中期民窑青花的风格与前期关联紧密，一脉相承，因此严格意义上讲已不属于“清初”范畴的这段时期也在考察视野之内，故本文名为探讨明末清初青花瓷器，实则面向的对象几乎贯穿了整个17世纪，其外延有所扩大。
明末清初的时代背景
17世纪的中国经历了明亡清继的改朝换代，总体说来走过了一条由乱而治的轨迹，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方方面面都发生了复杂深刻的变化。仅就景德镇瓷业而言，从嘉靖朝开始，官府烧瓷数量惊人，任务繁重，官搭民烧成为常态。至万历中后期时，由于国力不振，御器厂生产能力急剧下降，生产规模渐趋萎缩，终至基本停烧，结束了300多年来（15世纪中期的“空白期”除外）官窑的绝对统治地位。官窑烧造的衰落、政府控制的松动直接导致优秀工匠、上好原材料与先进生产工艺流入民间，民窑业籍此得到极大发展，成为明末景德镇瓷器烧造的主要力量，其中不少生产水平较高的官古户都承担起完成御器厂基本停工后宫廷用瓷的烧造任务。摆脱了官窑制瓷严格、呆板、单调的图案化纹饰窠臼，工匠们得以随心所欲，纵情发挥，无拘无束地从大自然与日常生活中汲取创作营养，使其各自作品充满了浓郁的生活气息和鲜活的表现力。当然，时局动荡无可避免也会对景德镇瓷业造成影响，除明崇祯三年（1630年）张献忠农民起义军一部曾短暂袭扰饶州外，清初从顺治二年（1645年）到七年（1650年），江西大部分地区一直都是清军与抗清武装对垒的主要战场，康熙十三年（1674年）到十六年（1677年），景德镇又在吴三桂、耿精忠叛军的洗劫中元气大伤。几次兵燹尤以三藩之乱最重，在此期间及其之后的一段时间内，景德镇瓷业几乎瘫痪，虽未至完全停产，但产品数量和质量均下降了很多，陷入阶段性的低潮之中。
明代中后期，伴随着商品经济的繁荣，流通领域的竞争日趋剧烈，商帮应运而生。由于地利之便，徽帮商人牢牢掌控着景德镇瓷器的生产贸易，毋庸其他帮派插手。与此同时，版画印刷业在万历年间进入黄金时期，徽派版画更是后来居上，独领风骚。这一时期很多青花瓷器上的装饰内容都借鉴了版画中的故事题材，既满足了徽商们的需求，也迎合了文人士大夫等客户群体的兴趣爱好。从外部环境来看，17世纪时，荷兰已取代葡萄牙成为欧洲最大的对华贸易国，他们向国内进口了难以计数的中国瓷器，并出口到欧洲其他国家，其中很多为特意定烧的带有郁金花图案和欧洲流行造型的产品。此外，英国、日本、沙俄、东南亚也是当时输入中国瓷器的主要地区。特殊的历史环境造就了明末清初青花瓷器的特殊风格，下面就以年代为序对之进行简要的梳理介绍。
明末清初青花瓷的特殊风格
明万历后期到天启时期，这种特殊风格尚在孕育之中。从器型上看，万历时依然五花八门，包罗万象，但总体而言造型特殊复杂的器物逐渐减少。筒瓶是万历朝的一个重要创新，不过此时的型制为直口，溜肩，长筒腹，与此后崇祯、顺治时期已成熟的代表性器型相比仍处于雏形。外销瓷中以满布开光的克拉克瓷为主，器型有盘、碗、瓶、军持等。至天启朝，瓷器造型种类更少，主要见有香炉、四方出戟花觚、烛台、筒瓶及各式盘、碗等。万历后期瓷器上的纹饰无论人物还是动植物多简笔绘就，潦草写意，富有别样情趣。天启时沿袭了这一特点，但布局趋于疏朗，也有一些瓷器上的图案开始变得细腻写实。此时的青料主要是产于浙江的土青和产于江西的石子青，大部分发色灰暗，万历后期淡描青花非常流行，到天启时一些呈色较好的青花颜色已经可以分出深浅浓淡的不同。器物底部常见灵芝、兰草、盘长等花押款和“万福攸同”、“长命富贵”之类的吉语款，天启时的兔子花押款极具特色。工艺方面，这段时期的瓷器大多制作粗糙，修胎不整，底足跳刀痕明显，但也有较为规整的，相对来说天启朝制品更为精致一些。
明天启 青花五老观画图三足洗
宽17.5厘米
明崇祯 青花山水高士图琴炉
口径13厘米
经历了天启时期的发展演变，至崇祯朝时，明末清初青花瓷器的典型风格已经逐渐确立起来。尽管此时的青花瓷器仍是粗精兼具，但精细制品的数量较之此前显著增多。崇祯青花取得突出成就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于青料处理工艺技术的革新和成熟，即从原先物理的水选法改为化学的火煅法，石子青经煅烧后钴含量提高，铁含量降低，有利于发出亮丽鲜艳的色泽。这一时期，筒瓶、花觚、香炉等继续制作，但造型发生了一些变化，如筒瓶由直口变为撇口，颈部粗短或粗长皆有，香炉分为钵式和筒式。此外，大量创新器型也纷纷出现，如笔筒、莲子罐、净水碗等，其中不少都是佛前供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时局动荡对人们心理的影响。崇祯青花瓷器的釉面大都白中闪青，个别颜色发灰或呈浆白色。装饰风格特点鲜明，器物外口沿下部、胫部或肩部饰环带暗刻纹饰最具代表性，柱状体器物多绘山石和云将通景纹饰隔开，V字形地皮锦和括号云亦为断代特征，特别是地皮锦常衬以一小片洇散的青花，别有味道。如前所述，此时期器物上多饰各种戏曲故事和历史典故的图案，描绘精湛，生动传神，且不少都配有隶书题记。和永宣青花在明初开创的辉煌相比，崇祯青花以其卓尔不凡的另类面貌为明代青花画上了一个毫不逊色的圆满句号。
明崇祯 青花钟馗捉鬼图笔筒
高20.2厘米
顺治朝紧承明代，民窑瓷业继续稳步发展。和崇祯朝相比，顺治青花又有着自己的不少特殊之处。此时期器物的口沿多涂有一层酱色釉，即通常所谓的“酱口”，以弥补脱釉之缺陷。暗刻花边饰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些青花描绘的几何纹饰。釉面不纯净，普遍含有窑灰，反映出战乱过后瓷器烧制技术有待慢慢恢复。圈足多粘砂现象，但跳刀痕已不多见，筒瓶、笔筒等器底足露胎，可见修坯时留下的同心圆纹路。此时除沿袭明代的筒瓶、花觚、将军罐、香炉、净水碗外，较特殊器型还有橄榄瓶和洗口兽耳瓶（因其形似喇嘛教使用的号筒，故又名“号筒尊”），纹饰多见瑞兽、花卉、罗汉以及人物故事，其中以若隐若现的“三现云龙”和配以隶书诗句的洞石秋叶最具代表性，同时单纯的山水图案也开始出现。青料仍为国产浙料，但提纯和焙制工艺更加纯熟，青花色泽已可看出浓淡薄厚。器物胎体厚重者居多，釉面基本呈卵青色，有的因釉层过厚而使得青花纹饰模糊不清，器物底足多署“大明嘉靖年制”寄托款。顺治青花上承崇祯余韵，下启康熙新貌，具有十分重要的衔接作用。受困于局势动荡，此时期的瓷器烧造同样多采用官搭民烧的方式，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民窑业的迅速恢复，为康熙时的瓷业大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三藩之乱对景德镇造成破坏性影响之前，康熙早期青花已取得了不俗的成就。康熙初年的青花较多承继了明末与顺治朝特点，虽然有的发色灰暗含混，器物厚重笨拙，但显著地朝着鲜明艳丽的方向转变，风格也由粗犷趋于秀巧。此时山水人物纹饰普遍绘制在器物之上，山石的披麻皴画法愈加成熟。瓷器造型演变很快，不再流行平底，圈足和双圈足成为常态。花觚中腹部多向外凸，呈略有变化的圆形。尽管只有短短十余年，且期间还经受了战争的洗劫，但景德镇瓷业已具备了牢固扎实广泛的生产基础，因此在局势平稳后迅速进入到鼎盛时期。
清康熙 青花山水人物图棒槌瓶
高43厘米
清康熙 青花饮中八仙图观音瓶
高45厘米
“大明万历年制”楷书寄托款
品质最好、最具代表性的康熙青花基本都是康熙中期的产品，这与此时期御器厂重新开始大规模烧造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一般说来，官窑发达时民窑往往受到压制，处于低潮期，反之亦然，但康熙中期却难得出现了官民皆精的盛况。当然，康熙二十年（1681年）到二十七年（1688年）间的官窑瓷器——亦即通常所谓的“臧窑”瓷器多为颜色釉品种，青花仍为民窑所主营生产。棒槌瓶、观音瓶、方瓶以及由花觚演化而来的凤尾尊等康熙青花典型器型均在此时出现，并于浙料之外开始使用产自云南、同样富含氧化钴、发色明丽纯正的珠明料。此时景德镇工匠对青料呈色技术的掌握已臻炉火纯青，烧出的青花颜色被誉为“翠毛蓝”或“宝石蓝”，仅用一种色料便可形成层次分明的多个色阶，将所绘景物的阴阳向背、远近疏密表现得淋漓尽致，故又有“青花五彩”之美赞。其他主要器型中，大盘的双圈足逐渐消失，笔筒底部则多有凹脐。康熙帝非常重视弘扬汉文化，如康熙十七年（1678年）刚刚平定三藩之乱便为“振起文运，阐发经史，以备顾问”而诏举博学鸿词科，广泛吸纳汉族知识分子到朝廷中来，此后数十年一以贯之。皇帝的喜好反映在在瓷器上，便是出现了大量装饰中国传统文化图样的器物，如在笔筒上书写《前赤壁赋》、《后赤壁赋》、《醉翁亭记》、《圣主得贤臣颂》等长篇诗文词赋，或是在盘、碗、笔筒、香炉、观音瓶、方瓶、花觚等各式圆琢器上绘有竹林七贤、饮中八仙、高士雅集以及同崇祯朝一样各种戏曲小说版画中的图案。除了单一青花，青花釉里红、釉里三彩等青花衍生品种经过康熙初年的恢复或创新，到这时工艺水平也已异常精湛。此外，外销瓷在康熙时期有了新的发展，器型繁复多样，除传统纹饰外，与五彩工艺共同表现的徽章瓷别具特色。
明末清初青花瓷的艺术及市场价值
明末清初青花瓷器是一个内容深、范围广的课题，其艺术风貌多姿多彩，很难用较短的篇幅完全介绍清楚，本文只是从中择其要者加以粗浅说明，尚有很多方面没有提及。近年来，随着相关学术研究力度的不断加大，人们艺术审美和对历史文物认知能力的逐渐提高与全面客观，加之存世数量较为可观，这一时期特别是崇祯和康熙青花瓷器的价格节节攀升，已然成为瓷器收藏领域中一个新兴的热点板块，但宏观看来目前尚未达到充分体现其艺术与历史价值的高度。如果仔细审视、认真思考一下这些精美瓷器所蕴含的丰富内涵便不难发现，明末清初青花器的市场空间广阔，前景一片看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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